上海市《城市设摊导则》的出台以及部分大城市对地摊政策的转变，让多年来在夹缝中求生的地摊商贩们看到了生存和发展的希望。但无论在人们固有的观念里，还是相应的法律条文中，地摊商贩仍在继续扮演着尴尬的角色。
“地摊问题”是历史问题
3月5日，在风雪寒潮的影响下，北京气温急转直下。杨翼鹏的脸上却洋溢着暖意，“上海的政策是个好政策，应该给地摊商贩一个身份！”他颇为兴奋地对记者说。50岁出头的杨翼鹏来自湖南怀化，到北京闯荡已20个年头。现在他手里有一家小公司，虽比不上富商巨贾，但也总算衣食无忧。自我介绍时，他总爱说“我是摆地摊起家的”。话语中带着几丝自豪。
杨翼鹏说，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他就开始在北京练摊了。“卖过水杯、水壶、袜子等，基本上都是小日用品”，“在不少地方摆过摊，包括现在的朝外大街。”正像他自己认为的那样，他在地摊商贩中是个幸运者，“毕竟只有少数人后来做起来了。”杨翼鹏告诉记者，当时虽然也是偷偷摸摸地干，但管理部门查的并不严。后来随着对市容和城市形象重视度的空前提高，地摊的生存空间也就越来越小了。杨翼鹏回忆说：“那时除了要受到管理部门的检查外，还要时常经受老百姓的白眼。因为摆地摊被认为是不务正业，是小混混才干的事情”。
见证了新中国个体经济发展的老报人朱元胜告诉记者，城市里的小地摊是开放搞活之后才逐渐出现的，是在“农民进城”的特定环境下产生的。他说，一开始农民把自己种植的瓜果蔬菜带到邻近的城市里销售，给城市市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。在那个商品相对短缺，物流和运输体系还不太顺畅的年代里，是进城农民的小地摊撑起了城市市民的日常生活。他介绍说，当时的地摊根本没有经营执照和任何的手续，但由于城市供给的需要，很少有管理部门查他们或者轰他们。城市地摊问题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，而是个历史问题，非常复杂。因此，对地摊采取简单取缔的办法肯定不妥。
“如何管”成焦点问题
时过境迁，如今的城市，特别是像北京、上海这样的大城市，商品流通发达，货物供给充足，对地摊的依赖性也自然有所减弱。在向国际大都市的进军中，在对现代化城市的规划中，地摊被城市管理者当成“不和谐音符”，强行套上了非法的外衣。然而，我们看到的事实是，地摊并没有因此消失，而是在打压中顽强生存，十几年如此。
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的李国庆研究员对记者说，一方面，今天的城市吸引了众多的农村年轻一代，这些人中一大部分要通过地摊这种形式才能在城市里谋生，另一方面，从商业定位上讲，地摊和城市里的大型商厦、购物中心是不同的。地摊在提供小日常用品方面所体现出的便利性，是大商场无法比拟的。也是城市市民不可缺少的，他特别强调，城市是为人而存在的，人不能成为城市的附属品。
朱元胜也认为，地摊虽然存在着种种弊端和自身缺陷，比如所提供的产品质量是否过关，所提供的食品是否安全卫生，交易过程是否有缺斤短两现象，对环境是否造成了污染等等，但这些问题正是需要有关部门对其监督和管理所在，不能因此否认其存在的合理性。关键的问题是，这一切都要以承认地摊这种形式，允许其存在，纳入正规管理体系为前提。
在刚刚开幕的今年两会上，浙江团人大代表许爱娥也提出了相应的议案。她建议地方政府确立科学务实的城管理念，采取划出特定区域、给予经营许可、减免税费等措施，允许流动小贩合理摆摊设点。
记者在采访中也听到各种声音，比如对地摊是采取备案制，还是审批制，在税收方面如何执行等等建议。这也反映出，其实目前大家所讨论的焦点，不再是该不该允许小贩摆摊设点的问题，而是管理部门如何管理好这些小摊点，限制其所短，发扬其所长的问题。看来，如何总结经验，结合本地实际情况，把地摊变成城市的风景线，是考验各大城市市政管理能力的一道新考题。
为地摊正名法律要先行
北京中同律师事务所的执行主任顾新华律师，长期关注个体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司法保护问题。他告诉记者，目前与个体经营有关的法规主要有三部，分别是《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》、《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和《个体工商户登记程序规定》。但这三部法规中都无一例外地规定，只有提供经营场所证明，才可以领取执照。这意味着，像地摊这种流动经营形式，没有固定的经营场所，就不可能拿到执照。因此从法律角度讲，地摊注定是不合法的。他认为，要把地摊这种经营形式纳入正规的管理，首先就要从法律上做出调整，还地摊一个合法的身份。有了合法身份，接下来，才能讨论政府如何对地摊起引导和管理的问题。
3月5日晚，寒风中的水果摊商贩黄义哲告诉记者：“这些年为了躲避城管的检查，我跑遍了北京的所有区县。在一个地方做两天买卖，呆不住了，又换到别地。就是为了给一家人挣口饭吃。”他说：“盼望政府能早一点承认我们是合法的，那样我们就能堂堂正正地做生意了，而我也不会少交国家一分钱税。” （张子瑞 王欣雅）
